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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媒體曝光深圳一家企業涉嫌使用73名來自四川涼山的彞族“童工”。據瞭解，他們在工廠里每天要工作11個小時至12個小時，每月工資信用貸款僅2000元左右。
　　目前，他們已經被遣返回鄉，可是，由於家庭困難，他們對回港式飲茶鄉後的生活仍很迷茫，不排除再次外出務工的可能。
　　童工問題並非新問題，但是每次都能引起較大的關註。童工桃園二手餐飲設備的出現和消失是否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在國際領域，如何解決童工面臨的共同問題？
　　新京報專訪國際勞工組織童工問題高級專代償家希穆林·辛。
　　【訪談嘉賓】
　　希穆林·辛二手製冰機 國際勞工組織童工問題高級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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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近年來，國際勞工組織對中國國內童工問題是否進行過相關調查，有無一些數據可以披露？
　　希穆林·辛：中國還沒有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幫助下，實施有關童工規模、特征和影響因素的全國性童工調查。如果要進行這樣的調查，國際勞工組織會要求使用國際數據統計標準進行童工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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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據瞭解，國際勞工組織和中國婦聯合作的“預防以勞動剝削為目的的拐賣女童和青年婦女項目”（簡稱CP-TING項目）持續了不短的時間，也在中國多個省份進行過調查和一些較有成效的針對性措施，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希穆林·辛：在CP-TING項目框架下，我們在中國5個主要的輸出年輕民工的省份實施了調查，得到了很多啟發，這些調查幫助我們全面瞭解了影響年輕工人——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從農村地區到城市尋找工作的因素，以及他們所遭遇的與工作有關的剝削和不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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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從這些項目中是否也得到一些可供研究的數據及分析？
　　希穆林·辛：我們在主要勞動力輸出地、輸入地和中轉地提出了一些制度框架上的建議，如協助教師開展旨在提高中國農村地區初中生的生活技能培訓，生活技能涵蓋內容包括：自我意識、理財、交友、法律意識、解決問題、兒童權利和性別平等，此外還有特別針對12-15歲女童適用的學生手冊，希望能夠幫助這些孩子們在進入城市之前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以及避免自身陷入困境的辨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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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針對國際童工領域共存的一些問題，如企業非法聘用童工，兒童非強迫性勞動等情況，目前國際勞工組織是否有一些成功的經驗可以分享？
　　希穆林·辛：國際勞工組織在全球90多個國家，無論正規還是非正規部門，都開展了工作；並與不同領域的參與者開展了從國家到草根各個階層的、極其廣泛的合作。最新的全球評估顯示，過去10年來全球童工使用率持續下降，這明顯證明瞭，我們致力於終結童工現象的努力，已經開始取得了成果。
　　在中國，國際勞工組織和中國政府一道，為弱勢兒童群體提供直接幫助。在學校，我們整合了生活技能教育課程，為學生們提供安全流動、規避風險以及尋找到體面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2702名教師已經接受了生活技能課程的教學培訓，迄今為止已經有77283名弱勢兒童從中受益。
　　此外，國際勞工組織也和地方合作，培訓用工單位，提升他們拒絕雇佣童工的意識，鼓勵他們規範用工場所，並告訴他們，只要遵守勞工標準，無論雇主還是雇員都可以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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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如何才能避免童工現象呢？
　　希穆林·辛：避免童工現象產生的關鍵策略是：為年輕工人提供健全到位的法律保護，並確保這些保護能得到有效執行；教育體系一直覆蓋到達到最低工作年齡的年輕人，教育門檻低但質量高；為達到工作年齡的年輕人創造更多體面的工作，完善社會保障措施以及健全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有效地幫助兒童實現從學生到工人的轉換。
　　同時，各參與方——包括雇主、工人、政府執法機構、媒體、教育者、學生和社區，意識到使用童工的危害，制定相關法律規定，當濫用童工發生時採取有效措施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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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發展中國家的童工一般存在哪些現象，他們的現狀如何？
　　希穆林·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最新的全球估計，全球有1.68億童工，其中7800萬集中在亞太地區。儘管童工使用率最高的國家往往是低收入國家，但是童工並不是發展中（低收入）國家的特有現象。
　　實際上，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全球報告發現，絕對數量最多的童工其實是在中等收入國家。報告同時發現，童工在農業部門最為集中（58%），其次是服務業（25%），再次是工業（7%）。幾個東盟國家的模式都與此類似，但也有一些明顯區別（比如，老撾90%的童工集中在農業部門，而柬埔寨這一比例只有50%；印度尼西亞7%的童工集中在工業部門，柬埔寨則是24%）。因此，要想確定某個國家童工的具體特征，開展全國範圍的童工調查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才能正確地應對童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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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有人認為，童工發生率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有極強相關性。如美國童工的迅速消失是因為經濟的發展，這是否經得起推敲？
　　希穆林·辛：我認為這個解釋並不完全準確。童工問題非常複雜，所有關乎教育、青年就業、勞動力市場治理、立法和執法、貧困和脆弱群體的政策措施，都對減少童工的供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改變社會文化層面的態度以及實踐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一直以來的弱勢群體或者脆弱人群（比如少數民族、移民、婦女和女童、農村人口等）。
　　國際勞工組織最新的全球數據表明，童工現象在當今被歸為“中等收入”的國家不僅存在，而且數量很大。因此，（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能解決童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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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這個觀點適合中國目前的情況嗎？
　　希穆林·辛：產生童工現象的一個因素是農村兒童被撫養的環境，這點在中國尤為突出。因為從事農業活動的收入無法滿足家庭需求，很多農村家庭夫婦二人同時出外打工，常年離家。他們的孩子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或者大家庭撫養，這就是所謂的“留守兒童”。
　　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由於父母常年不在身邊，很多兒童沒法跟得上時代，瞭解到現代經濟的運作方式和他們的機會。為了尋求獨立，很多兒童放棄學校教育提供的機會，選擇很小的年紀就逃離農村，早早離開了家去掙錢。因為年幼無知，他們最容易淪為童工、甚至成為被拐賣和剝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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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國際消除童工勞動計劃”是否也有針對中國童工的相關計劃？
　　希穆林·辛：目前，“國際消除童工勞動計劃”在中國還沒有開展項目。然而，“國際勞工組織駐中國和蒙古辦事處”，在當前的“體面工作國家項目”下開展了一系列有關消除童工現象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1，促進國家優先發展就業戰略的發展，以實現全面就業的目標；2，加強社會對話，強化法律框架和用工法律的執法力度，以促進和諧、平等公正的用工關係；3，通過改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安全用工來加強社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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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報：國際勞工組織在後一階段是否有針對中國童工的一些調查或項目要開展？
　　希穆林·辛：國際勞工組織將非常樂意深化與中國政府、雇主、工人（以及其他消滅童工現象的關鍵參與者）的合作。我們尤其關註年輕工人的問題（即那些達到中國法定工作年齡但不滿18歲的年輕人），確保這些年輕人做好準備、享有體面工作而不是受到剝削、從事有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我們還需要鞏固與年輕工人有關的勞動法規、增強勞動監察力度、及時發現違反保護兒童和年輕工人法律的行為，並做出反應。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蘭燕飛 高美　　（原標題：並非最窮的國家才有童工）